蔡昉：户籍制度改革可将1.8亿农民工消费意愿释放出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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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大河财立方 记者 陈玉静】 7月8日上午，第九届“青岛·中国财富论坛”正式开幕。本届论坛以“新变局 新财富 新动能”为主题。
论坛现场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、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在发表演讲时表示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要刺激居民的消费，要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规、合经济理论规律的渠道，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。
消费成为常态化的制约经济的阻碍
中国经济已经在逐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逐渐转向以消费需求为主要拉动力的模式上。三年的疫情在一定程度上，使原来正在改变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，出现一些颠簸。特别是居民收入受到了伤害，也对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，家庭的预算曲线得不到恢复，由此影响经济复苏。
疫情之后，宏观经济呈现什么特点？应该如何理解？
蔡昉表示，当下中国经济遇到了新常态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。
首先是需求侧的新常态，也就是需求侧因素，特别是消费成为常态化的制约经济的阻碍。蔡昉表示，过去说新常态，主要是供给侧的新常态，现在需求侧因素、消费因素越来越重要。这里提供两个跨国数据揭示的规律。第一，随着人口老龄化，特别是老年人口超过14%以后，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开始有下降的趋势。中国2021年的老龄化率就超过14%，因此或许国内有进入这个新轨道的可能性。第二，总储蓄超过总投资的比例有逐渐上升的趋势，特别是在老龄化提高以后，趋势更加明显，这也就是国际宏观经济学界讨论的所谓的长期停滞，它最典型的一个特征是低利率、低通胀率、低增长、高负债率。
“中国不会走典型的长期停滞，但会不会出现其中的一些特征？低利率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？当然，高负债率现在已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所以这是一个新常态。”蔡昉说道。
第二个新常态，是可能未来我们中国的自然失业率会更高，会上一个台阶。目前5月份失业率已经降到5.2%，接近于回归常规，但青年、农民工失业率仍然高企。
“意味着有没有未来自然失业率就是偏高的？这种状态会使收入受到影响，因为失业率偏高，就有更多人在那里等待就业。同时，非正规就业的比重会提高，劳动者的权益和收入增长的可能性以及社会保障的覆盖水平，都会有所增加。”蔡昉表示。
第三个新常态是居民的微观行为有可能进入新常态。蔡昉称，未来在经济增长有所下降的情况下，有可能遭遇几个效应：第一是收入效应，在保持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的情况下，居民收入增长可能比以前预想的要低一个层次。第二是城镇化效应，未来要挖掘新市民的消费潜力，而要做到这一点，要保障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、社会保障。第三是结构性效应，未来人口总量已经在负增长，经济增长也在减速，因此以后无论是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，还是把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群体等，都需要依靠调整结构进行。
户籍制度可以立竿见影、真金白银地刺激消费
短期遭遇的困难和长期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叠加，应该如何做？
蔡昉认为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刺激居民消费，要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规、合经济理论规律的渠道，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。
他指出，首先基于目前面临的新常态，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新手段、新对象，刺激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，这样可以更加直接对应现实的经济堵点和短板。与此同时，针对居民的消费进行刺激，可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。除此之外，也可以实现短期和长期目标的统一，措施的兼容，可以减少后遗症。
其次，户籍制度可以立竿见影、真金白银地刺激消费。蔡昉表示，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，因为他没有公共服务，没有社会保障，因此他有后顾之忧，要存钱，因此他的消费意愿被压低了，这个幅度大家认为是23%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如果能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，就可以提高接近30%的消费，而且是在没有收入增长的情况下。因此， 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把目前已经进城的1.8亿农民工消费意愿释放出来，粗略推算，总额大概是在万亿级。
再次，要借此机会，切实阻断农村的返贫通路。这个通路是存在的，中央要求不能发生规模性返贫。现在可以用这个目标把钱发出去，能够真正确保这些人不返贫，就是对宏观经济作出的重大贡献。
最后，蔡昉表示，应该借这个时间，提高老龄化相关的社会保障水平。数据显示，2022年—2035年期间，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是增长最快的十几年，这意味着养老金的支付会产生巨大的困难，照料老年人的能力也面临巨大的挑战，恰恰这个时候，其实是给了一个大规模的支出去提高保障能力的机会，这个机会既是长期的制度建设，也可以起到短期经济刺激的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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